全国两会正在举行，教育一直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热议话题，这几天，不少委员代表们有关的提议频频冲上热搜，一起来看看。
全国人大代表张琼丽是湖北恩施高中一名政治教师，去年她建议在中小学推行趴睡变躺睡，今年她提出关于逐步优化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的建议。
在高考之外，普通高中还有一项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必须合格才能顺利毕业。这项考试包含了13科，即语文、数学、外语、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艺术（或音乐、美术）、体育与健康、通用技术、信息技术。张琼丽表示，这其中有6门是高考科目，“其实就是重复的，学生既要参加高考，又要参加合格性考试。”
张琼丽说，“老师课业负担本来就重，还要组织监考，感觉就像是在考试之间疲于奔命。对于学生而言，合格性考试的难度其实很低，学生不是很重视，价值也不是很大。”因此，她建议对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逐步优化，取消普通高中学生已选6门高考科目的学考。
孩子们走不进操场，不能在走道里停留，甚至在教室里也只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被逼无奈之下只能躲进厕所里社交，即所谓的“厕所社交”——这是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市中华职教社副主任李国华近年来在工作和生活中观察到的独特现象。他呼吁：“不能让这一代人的童年回忆，就此停留在了厕所里。”
李国华在调研中发现，迫使小学生进行“厕所社交”的问题大多来自两方面：一种原因是学校对安全的顾虑，另一方面则是家长对学生的焦虑。
“学校担心学生在课间活动时发生安全事故是‘课间活动限制’的关键。”李国华介绍。在司法实践中，学校在校园安全事故中往往因“教育、管理不到位，安全风险隐患未排除和未能及时救助”被判承担赔偿相应的责任，甚至赔偿学生补课费、家长误工费等。为减少安全隐患，学校对课间活动的管理日趋僵化，逐步演变成设立“一刀切”规定——除上厕所外，学生课间不得离开教室。
课间十分钟的消失，与部分学生家长的焦虑心态也不无关系。一些家长错误地认为，课间不去户外活动有助于学生充分的利用时间学习，有利于提高学习成绩。还有一部分家长对孩子过度保护，要求孩子在学校绝对安全，对孩子不小心造成轻微皮外伤都上纲上线，对老师、学校不依不饶。“尤其是后一种矛盾，使得学校对课间活动严加管制以至于实质上取消。”李国华说，“徒法不足以自行，没有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管，学校从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没有执行的动力。”
他建议，教育部门应该切实拿出方案，确保全国学生课间自由活动权的落实。“比如，对长期不执行的学校明确处罚机制，将课间活动开展情况纳入教育督导范畴，尤其要切实杜绝学校教学生造假的恶劣行径，严肃政治遇到上级检查才让学生课间自由活动等作风。”
“教育系统重视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和培养，这是十分令人欣喜的事情。但是许多高校开始在高中甚至初中招收所谓的超前拔尖学生，集中举办少年班，甚至基础教育阶段学校也在效仿举办所谓的拔尖创新班，这样的一种情况是十分令人担忧的。”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科技馆馆长倪闽景说，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他关注到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育的问题。
倪闽景表示，从1985年12所高校招收少年班开始，上述培养方法已经被证明无法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如果这样的一种情况逐步扩大，将会对基础教育阶段教育教学造成较大冲击，引起学校和家长的焦虑，对未来人才的培养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必须及时阻止这样的一种情况的扩大化。
在倪闽景看来，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但是对于拔尖创新人才的认识和培养方法需要避免两个误区。
一是误认为拔尖创新人才是“天选之人”，二是误认为把超常儿童归拢到一起，做超前拔尖学习和训练就能够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
第一，着力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教育体系。需要科学教育战略家和架构师，系统构建科学教育的新范式，在思想方法和实践方法上寻找到中国式突破。建议教育部成立专门的攻关项目开展研究。
第二，站在民间传统文化传承与重塑的角度，为科学精神的旺盛生命力提供文化土壤。建议在重视科学教育的同时，更看重体育与艺术课程。
第三，科学教育需要多样化的行动。建议在学校里建设更多的科技类兴趣小组和创新实验室，在课堂里尝试使用各种教学技术和各种教育学生的方式。中考高考需要设置更多样化的评价招生方式，特别要积极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形成新的考试内容和形式，找到处理问题能力和综合素养的评估办法。
第四，加强校内外科学教育的协同，为青少年提供更多的空间和机会。建议规定中小学生，每周都要走出校园到社会大课堂中去调研实践；鼓励社会开展各种科技类实践活动和比赛。
第五，打破科学家神话，让科学回归理性。建议要大力宣传人人都有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宣传科学家的不畏艰险、努力探索的精神，而不是神化科学家。不允许在基础教育阶段开设所谓的拔尖创新人才班，而是对那些天赋异禀的孩子在课余给予更多的机会和宽容。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马秀珍在《关于将性侵案件未成年被害人“一案一心理救助”纳入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提案》中写道，2023年最高检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显示，2020年至2022年，性侵案件仍呈上涨的趋势，其中2022年起诉、猥亵儿童等性侵未成年人犯罪36957人，同比上升20.4%。性侵不仅会对未成年人造成生理伤害，更易导致明显而持久的心理影响。
马秀珍提到，在性侵案件审理中，对未成年被害人进行及时、专业的心理救助，助其走出心理阴影、恢复心理健康是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应有之义。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发起心理救助的专业评估不足。实践中，未成年被害人接受询问、生物样本提取、身体检查时多无专业心理咨询师全程陪同。对未成年被害人进行心理救助的启动模式多为检察官“询问”是否要求心理救助、被侵害未成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作出是否“同意”答复、检察院根据答复决定是不是“启动”心理救助。而未成年人被性侵后易产生羞愤、恐惧的心理，导致大多数未成年人或法定代理人拒绝接受心理疏导，由此造成现实需要救助的未成年人因缺乏专业心理评估而丧失最佳救助时机。
此外，延续心理救助的有力措施不多，考量救助成效的科学评估不全等问题仍然存在。
一、将“一案一心理救助”明确写入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将性侵未成年被害人心理救助列入国家救助范围，并作为单独救助案件进行办理。确保在性侵案件的各个办理阶段，未成年被害人均有专业心理咨询师全程陪同、全域跟踪。心理咨询师在与未成年被害人第一次接触后应当作出“被害人心理画像”，对被害人是不是真的存在应激障碍、心境和情绪障碍等症状以及心理救助介入程度提出专业意见，并作为案件材料一并附卷，供后续检察院、法院安排心理救助所需。救助案件应当完整记录救助过程、救助方法、结束救助的科学依据等关键内容。
二、确保实施心理救助的延续性与稳定性。心理救助的延续性与稳定性是治疗者与被害人之间建立信任关系的必要条件，也是影响最终救助效果的主要的因素。为防止被害人在不同阶段需与不同救助专家建立信任关系，可由政法委牵头，统一购买专业心理咨询机构服务，公检法三家在采购名录中选取心理咨询师，保证对被害人实施心理救助人员的连贯性与一致性。
三、建立独立的心理救助机制。建立心理救助与案件办理互不牵扯的两套办案机制，防止“案件审结救助完毕”的难题，杜绝心理救助依附于刑事案件办理流程。对决定启动心理救助的，将其立为司法救助案件予以办理，法官或检察官为案件承办人，案件办结的前提为被害人心理得到治愈，由心理咨询师、心理咨询机构出具专业心理治疗、评估方案，经法官、检察官审核同意后再行结案，保证对未成年被害人心理救助的成效。
全国政协委员、青年创业导师洪明基建议，把基础教育12年学制缩短到9年，其中小学5年、初中2年、高中2年。孩子们6岁可以上学，15岁可以高中毕业，19岁大学毕业后，爱学习的学生继续深造，不爱学习的则进入社会，结婚生娃和事业发展互不冲突。另外，校企可以联合办大学，根据社会需要重新编写教材，教学内容要跟着时代常换常新。让孩子一进入大学就知道未来的工作规划方向，理论学习和工作实践各占一半学时。
洪明基认为，导致学生挤向普通高中不敢去技校的原因包括：技校“低人一等”的社会刻板印象、职业教育体系不够完善、技校毕业生工作前途不明朗、技工收入较低等等。为此，他强烈呼吁提高产业工人和劳动阶层的待遇。“只有这样才可以彻底改变中国职业教育的现状，职业教育的春天才会真的到来。”
在养育孩子问题上，洪明基建议推广嵌入式幼儿园，由政府和企业合作，在工作园区设置幼儿园，只要员工在附近企业上班，孩子都能入园，且不限户籍，不看房产。家长上班把孩子带过来，下班再把孩子带回家，这种模式可以让更多员工“带娃上班两不误”，方便又安全，一举两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