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深度去媒体中心主义、跨学科的介入与互动、方法论的综合创新以及平台研究的地方化;其
当社交应用成为虚拟交往入口，当打车软件成为公共交通入口，当在线票务成为旅行服务入口，当短视频成为娱乐和网购入口，当点评软件成为消费评价入口，当智能音箱和屏幕成为家庭生活入口，当智能手表成为数据身体入口，更重要的是，当少数网络公司垄断上述入口，成为信息和服务乃至关系的“看门人”，一个平台社会开始形成。除了个人微观视角，“平台”亦改变着社会宏观层面，包括社会信息流通的公共话语与价值准则、传统教育、国民经济发展、国家机器运转状况和国际间政治博弈。平台“形塑/成为”当今时代的全球性新现实。而这一现实因历史条件、经济水平和规制理念的差异，在全世界内不平衡地延展着。
这一发生在地方和全球的系列现实问题驱使着传播与媒体研究出现了朝向社会平台化进程的学术转向。什么是“平台”和“平台化”?为何传播与媒体研究会出现这一转向，其理论来源、具体表现和现实动力是什么?本文从概念基础、理论路径与动力机制三个方面，努力勾勒出这一转向的学术脉络。
平台不止于“连接”——这一互联网的技术神话。进入网络时代，如何理解超越大众传播边界的复杂连接和评估多维连接效果也成为传播与媒体研究的核心。然而，从其全球拓张的历史看，互联网并非一开始就致力于广泛连接，反而渗透着更深层次的危机转嫁、资本再生产和全球性控制目的。发展中的平台社会及背后的资本力量在现象层面促使着传播与媒体研究超越技术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连接”概念，批判地解读着平台为何“不平”。作为与平台研究保持紧密互动的理论之一，“基础设施研究”有其相对独立的历史。二者的相遇同样无法偏离前文已讨论过的互联网之发展轨迹。随着21世纪以来的社会信息化进程，与互联网发展相对应的“电子基础设施”，其突出的多主体参与和协商性特征，与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模式相比有所不同。
因此，基于以上对三个概念异同的讨论，“平台”可以被定义为随着移动网络技术更新和连接性理念深化，推动数字基础设施逐渐完备的中介性力量，而这一中介大多为商业性和垄断性兼具的超级网络站点平台公司，其计算性和多边性使得它可以每时每刻应对社会各个部门、群体乃至个体的需求从而调整供给，而完成这一多主体匹配关系的关键力量就是数据和算法。那么，传播与媒体研究的平台化转向主要基于哪些学科和研究的推动，其转向的路径特征如何，动力机制又是什么？
传播与媒体研究的平台化转向是一个学术史的书写问题，需要考虑到其复杂的理论背景。首先是经济学或商业研究。“平台经济”的分析认为，平台带来了从线性价值链到非线性ECO、从供给链主导到ECO优化、从供给侧经济到消费侧经济、从边际成本递减效应到流通权力法则、从有机生长或通过合并并购到不平衡增长或网络效应等变化。其次是来自政治经济学一以贯之的规范性批判，其目标是网络平台公司的集中化权力，及对公共性和劳工的损害(即劳动批判)。最后是带有一定理工学科色彩的软件研究，或称社会技术路径。传播与媒体研究的“平台化转向”主要呈现出四方面特征，即深度去媒体中心主义、跨学科的介入与互动、方法论的综合创新、平台研究的地方化。
数字媒介技术的更新与介入、资本聚集逻辑的变化和社会权力关系的相对迁移呼唤传播与媒体研究的视野转向。在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理论之间建立的“技术可供性视角”，以技术批判的力量，推动着传播与媒体研究在技术探讨研究维度的平台化转向。平台化逻辑下，整个传播与媒体研究的思路将被颠覆，甚至是掀起一场人本主义让渡数据理性主义的实验性革命，由此引发了理论界不少的数字伦理担忧以及规制呼吁。平台合作主义的思潮在某些社群中生发以希冀和平台商业力量形成平衡的甚至是对抗的动态关系。
传播与媒体研究的“平台化转向”最终转向何方，这是一个正在发生的持续性演进过程，很难给定“平台化”一个具有收束性质的判断。多种理论路径和研究视野在进入和参与这一转向。一些前沿性议题已被广为讨论，包括平台经济与劳动关系、平台规制与治理转型、全球平台与地理政治学、平台化的跨文化传播、媒体融合与中国社会的平台化，等等。其中既有结构性、规范性的批判话语，也有针对主体性建构维度的、具有动态性意义的分析。
研究者从各自的理论视角出发尽可能地还原这场真切影响我们这个时代的“大转型”:这既是理论意义的转型，也是现实层面的变化。平台化转向的全球普遍症候、有区别的地域性具体问题、平台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学框架和文化表征实践、具有结构性的规制力量和能动性的个体网络行动，都使得传播与媒体研究的平台化转向充满未知可能。最终的答案也将在和现实的经验世界、对历史规律的把握和正在进行中的理论研究之对话中逐渐清晰。
姬德强，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
